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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胡商的社會地位考察

摘要:唐人對胡商的態度是復雜而矛盾的,既認可、鼓勵和保護胡人來華經商,又在政治文化、社會層面排斥、歧視胡人。在這種背景下,胡商在唐時的社會地位雖然較之前代有很大的提升,但仍未脫離時代限制二發生根本性改變。胡商社會地位的提升與唐代開放的民族政策、繁榮的商業環境、兼容并包的文化背景、穩定的社會秩序密切相關。

在唐代廣袤的中原大地,不時能見到異族的身影穿梭于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他們來自波斯、大食、西域、回鶻、南越等異域,也有來自邊疆的少數民族。唐代統稱此類人等為胡人。來華的胡人,人數眾多,身份各異,有破落流亡的王侯、各國質子、來訪的各種使節,也有逐利而來的商人、傳法的僧侶、樂工、藝伎、昆侖奴以及一般游客,他們在中原大地的舞臺上盡情的展示異族的風采,繪成了大唐帝國一道獨特亮麗的風景線。

在這些胡人當中,以來華經商的人員最多。這些來唐從事商業活動的諸國諸族人,唐時稱之為“胡商”、“商胡”、“賈胡”或“蕃客”。對于唐代社會的這一特殊的商業團體,這一獨特的社會階層,已經引起了史學界和文學界同人的廣泛關注。

一、 唐代政府對胡商的態度

有唐一代,政府對胡商來華經商基本持認可的態度。早在貞觀四年,西域諸國咸欲因文泰遣使入貢,魏征認為倘若允許外國和外族人員來唐經商,會促進唐代商業的發展,但是若給予外來人員過高的待遇,則會損害國家的利益。魏征的思想基本代表了唐初政府對待胡商的基本態度。

在唐代政府肯定胡人來華經商之后,還通過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吸引、鼓勵和保護胡人在華經商。一方面,唐政府盡力為胡商提供方便,并保護其正常的貿易活動。例如,唐政府不但開放與周邊少數民族和西域等地的交通路線,而且首次在廣州設置市舶使,管理外國船舶及外商一切商務。又在廣州設有蕃坊,坊設蕃長、都蕃長,管理胡商事物。都蕃長和蕃長由胡商自己推舉,經唐政府任命。蕃長除了管理胡商事務外,還協助唐政府招徠外商。除了廣州,唐政府在各大港口城市也設蕃坊供外國人居住。如長安、楚州、揚州、洛陽、登州等地設有新羅館、渤海館、蕃坊等,專門接待少數民族商人和外商。其中登州“城南街東有新羅館、渤海館”。一般城市也大都設有邸店,專門辦理存貨、交易和接待客商十五。另一方面,唐政府還通過降低關稅的措施吸引外商來華經商,許多地方政府官員,也積極行動起來,主動招商,幫助胡人建立商鋪,劃出獨立的胡人商業經營區域。至于設立專門的胡人商業區,長安最為突出。長安是唐代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人口近二百萬,許多中外商人云集,興販毛衣。長安的東西兩市是繁榮的商業區,東市有二百二十個行業,邸(貨棧)、肆(店鋪)鱗次櫛比。這些都說明,唐政府對胡商是相當重視和認可的,并為其在華經商大開方便之門。

二、 唐代民眾對胡商的認識

應該說,面對大量的胡商涌入中國,唐人的心情是極為復雜和矛盾的。一方面,胡商的大量來華,其足跡遍至城鄉鄉村,內地邊疆,為唐人帶來了異族、異域的特產,如胡馬、香料、藥材、珠寶、胡食,帶走了大量的絲綢、瓷器,繁榮了唐代的商品經濟和邊境貿易,豐富了唐人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促進了唐代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民族的融合,也給普通民眾帶來無窮無盡的利益,唐代民眾對胡商也持認可的態度,對胡商也有較多的贊揚和肯定。

另一方面,面對大量的異族、異域人涌向中原,也勢必給唐人的正常生活帶來相當大的沖擊。唐人在羨慕和肯定胡商的同時,也對湖上有較多的非議。因為此時,唐帝國仍以正統自居,在政治上、文化上排斥胡人,在胡商包括外國商人和中國少數民族商人面前,唐時漢族人常常有一種民族優越感和文化優越感,視其為“蠻化未開智也”,稱外域、外族為胡人,甚至將胡人比作野狐,胡人自身也不時流露出自卑心理。因此,他們雖然認可胡人在華經商,但是又在心理藐視他們。同時,由于唐代社會“胡風”濃厚,社會上曾一度出現“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的“胡化”浪潮,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受到胡風的浸染,包括服飾、飲食、宮室、樂舞、繪畫、宗教、游樂等諸多方面。在整個社會逐漸沾染“胡化”的同時,唐人逐漸認識到這種“胡化”對人們生產生活的影響和對中原主導文化的沖擊與破壞。唐代末年,農民起義不斷,政府財政吃緊,田令孜不得不借京外富戶及胡商的貨財,遂“強奪波斯之寶貝,抑取茶店之珍珠,渾取柜坊,全城搬運”。在生活中的危難時刻,首先想到需拋棄的也是胡商,這些都說明當時的胡商受到一定的歧視和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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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唐代胡商的社會地位

已有研究表明,唐中后期以后商人地位較之前代有明顯的提高,主要表現為傳統的“市農工商”劃分開始松動,政府扶持商人、商業的政策開始出現,在意識形態領域內商人已受到正面宣傳,民間對商人態度也發生轉變,認可商人的權益,同時,經濟勢力膨脹,獲得一定的文化教育權利,并向政治滲透,可以參加科舉考試,入仕做官或出錢買官,在日常生活方面與庶民平等等方面。但同時,也應認識到唐代商人社會地位的演變并沒有超越封建時代,其社會地位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質變,輕商思想在社會上仍居于主要地位。

在這種大的背景下,盡管唐人對胡商的態度是矛盾的、復雜的,但整體而言,胡商在華的社會地位也勢必隨著商人階層社會地位的提高而有所提高,也隨著社會上輕商思想的根深蒂固存在對胡商一定的歧視。通過以下幾點可以說明胡商在唐時的社會地位較之前代有很大提升。

第一,胡商在華經營相當自由,受到的束縛相對較少。通過上文可以看出,唐代政府和民眾基本上是認可胡人在華經商的,并為他們提供不少的優惠和鼓勵政策,胡商的正常經營行為相對自由,其經營的領域和范圍很廣,也很少受到人為的干預。即使存在部分損害、打擊胡商利益的行為,也是僅存于社會動蕩的時期或危機時刻,屬于特殊范疇。在整個大唐社會,胡商的利益基本上能夠得到保護。

第二,胡商在華有一定的經濟上優勢。胡商在華,經營珠寶,或者對為對外貿易,往往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在經濟上處于優勢地位,這也是其社會地位提升的重要表現。

第三,在政治上,胡商也擁有一定的權勢。他們以雄厚的財力,交結王公百官甚至皇帝,以求得政治經濟上的特權和厚利。胡人將領在唐代,尤其是唐中后期十分普遍,在社會上也有一定的影響力。

第四,胡商能夠為了維護個人的正當權益而奮起斗爭。唐代胡商人數眾多,僅安史之亂后,他們經常與唐代地方政府發生沖突,敢于反抗,他們并非由于外來而處于絕對的弱勢地位。

綜上所述,唐代胡商的社會地位較之前代有很大的提高,在政治、經濟、社會領域都有充分的反映。

四、唐代胡商社會地位提高的因素

唐代胡商社會地位的提高除了上述與唐政府對胡商的認可,積極、有效的扶商政策和唐代商人階層社會地位整體提高等因素有關,同時也與唐代開放的民族政策、繁榮的商業環境、兼容并包的文化背景、穩定的社會秩序密切相關,當然也與滬上階層的主觀努力有關。

首先,開放的民族政策是唐代胡商社會地位提高的基礎。唐代的民族政策較之前代和后代最為開放。唐代自高祖、太宗始,就采取了一系列民族懷柔政策,陸續在周過各民族地區設立了800多個府、州,這些州府的都督和刺使,均由少數民族酋長擔任。同時任用大量的少數民族將領,開放與周邊少數民族和西域等地的交通路線,方便了大量外商的來華。唐政府還通過和親政策與外族外邦交好,與外域進行積極的互市貿易和經貿往來。這種積極地民族政策和對外政策為胡商的大量來華和在華社會地位的提高奠定了基礎。

其次,商品經濟繁榮為胡商階層社會地位的提高提供了契機。大唐帝國正好處于封建經濟高度繁榮階段,當時出現了一些國際性的大都市,如長安河洛陽,東南的揚州,南方的廣州,商業經濟都充滿活力。廣州、洛陽等大都市商業繁榮,氣象不凡,一些中小城市商品經濟也很發達。大唐商品經濟繁榮,商業發達,行業分工極細,市場管理規范,法令嚴明,經營商業有安全保障,這些也為胡商社會地位的提高奠定了基礎。

再次,兼容并包的文化背景為胡商社會地位的提高提供了有益的文化氛圍。唐代的文化是一個兼容并包的文化類型,對外來的文化不是盲目的抵制,而是有選擇地吸收和改造。外來文化給唐代社會帶來的沖擊和影響的同時,唐代的胡化是與胡人的漢化相互交融的并行過程。胡商通過儒家文化的熏陶,已逐漸融入的漢民族社會,他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基本符合儒家所倡導的禮儀規范,使得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得到了認可。這種文化上的包容性為胡商社會地位的提高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圍。

綜之,唐代胡商階層的社會地位在唐代開放的民族政策、繁榮的商品經濟、穩定的社會環境等大的社會形勢下較之前代有很大的提高,但是這種提高還是有一定限度,在唐代正統思想、大國自居思想和輕商思想影響下,社會上也出現了歧視、排斥、打擊胡商的現象。可以說,胡商正是在這種既認可又歧視的社會背景下,創造了豐富的物質文化,也給唐代社會注入新的生機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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